膀胱癌是全球第10大最常见癌症,约占新诊断癌症的3%,尿路上皮癌(UC)是最常见的膀胱癌类型。晚期或转移性UC患者接受一线和二线治疗后的估计5年生存率约为5%,经含铂化疗和免疫治疗后疾病进展的转移性UC患者,治疗选择非常有限,因此,亟待探索转移性UC的新型治疗方法。
TROPHY U-01研究:转移性UC(mUC)患者Trop-2表达对SG疗效的影响
Trop-2是一种在尿路上皮癌中高表达的上皮细胞表面抗原, Trop-2高表达与疾病严重性呈正相关,浸润性膀胱组织中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膀胱和非浸润性膀胱组织(P≤0.001)。
SG是一种新型抗体偶联药物(ADC),由Trop-2抗体通过可水解连接子与SN-38偶联组成。SG不同于其他的ADCs类药物:对Trop-2高度特异性,更高的药物与抗体比例 (7.6:1),连接物水解后可在胞外肿瘤微环境中释放SN-38,引起旁观者效应。
TROPHY U-01研究是一项国际、多中心、开放性、II期研究,该研究一共分为5个队列。队列1 (113例):既往含铂方案和/或免疫治疗进展的mUC患者,接受了SG 10 mg/kg;队列2 (22例):顺铂不适宜且既往免疫治疗进展的mUC患者,接受了SG 10 mg/kg;队列3 (至多61例):既往顺铂治疗进展且未经免疫治疗的mUC患者,接受了SG 10 mg/kg+帕博利珠单抗 200mg;这三个队列患者均持续治疗直至疾病出现进展或不可耐受毒性。队列4 (至多60例):既往未经顺铂治疗的mUC患者,接受了SG+顺铂;队列5 (至多60例):既往未经顺铂治疗的mUC患者,接受了SG+顺铂;这两个队列患者均继续治疗直至完成最多6个周期、疾病进展、缺乏临床获益、毒性或撤回知情同意,未发生疾病进展的受试者维持阿维鲁单抗联合SG治疗。
队列1&2研究的主要终点为ORR(客观缓解率),次要终点为DOR(缓解持续时间)、PFS(无进展生存期)、OS(总生存期)和安全性。
在基线时,135例患者接受SG治疗,其中92例有Trop-2表达数据:队列1: 85/135 (75%) ,队列2: 7/22 (32%)。检测Trop-2标的患者中,大多数为Trop-2高表达。纳入Trop-2生物标志物分析的人群与总人群的基线特征相似。
结果显示:
Trop-2高、中和低表达组的ORR分别为34%、27%和20%;Trop-2低表达组1例患者达到PR(部分缓解);Trop-2高、中和低表达组的中位DOR分别为6.7个月(95%CI,4.4-8.3)、13.7个月(95%CI,2.4-13.7),和2.5个月(95%CI,NE)。
Trop-2高表达和中表达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6.9和4.4个 月 (HR = 1.10;95%CI,0.60-2.00),Trop-2可评价和不可评价表达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5.4和5.3个月 (HR = 0.72;95%CI,0.46-1.12)。Trop-2高表达和中表达患者的中位OS分别为11.4和11.5个月 (HR = 1.06;95%CI,0.56-2.02),Trop-2可评价和不可评价患者的中位OS分别为11.0和10.9个月 (HR = 0.93;95%CI,0.57-1.50)。
试验总结:
本分析中Trop-2表达可评价和不可评价患者的中位PFS和OS与队列1总人群的数据相似;本次探索性分析表明Trop-2高表达和中表达在mUC中普遍存在(95%),且SG在不同Trop-2表达状态的患者中均可展现出疗效。
队列1&2总人群,低、中、高Trop-2表达组的ORR分别为20%、27%和34%中、高Trop-2表达组PFS和OS结果相似;各组由于样本量有限,无法对临床活性进行明确评估,需做进一步确认;更多探索SG用于mUC的临床研究仍在进行中(Phase 2 TROPHY U-01 [NCT03547973], cohorts 2-5; Phase 3 TROPiCS-04, [NCT04527991])。
DANUBE研究探索分析:PD-L1可作为mUC患者生存期的预测因子
在该试验中,共纳入了1032例局部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的患者,所有患者按1:1:1的比例进行随机分组,一组(N=346)接受度伐利尤单抗 1500mg(D);第二组(N=342)接受度伐利尤单抗 1500mg+替西利姆单抗 75mg(最多4剂)(D+T);第三组(N=344)接受吉西他滨+顺铂/卡铂(SoC)。
使用VENTANA PD-L1 (SP263) Assay试剂盒检测对DANUBE患者肿瘤样本进行染色,并在肿瘤细胞(TC)和肿瘤相关免疫细胞(IC)上进行前瞻性评分分析:TC≥25%,IC≥25%,TC或IC≥25% (TC/IC≥25%);并对其他子集进行探索性分析:TC≥1%,CPS≥10%,IC占肿瘤面积的比例(ICTA)≥5%。
试验的主要终点为OS(总生存期)(PD-L1高表达群体中 D vs SoC)和OS(全体 D+T vs SoC),次要终点为OS(全体 D vs SoC)、OS(PDL1高表达人群D+T vs SoC)、PFS(无进展生存期)、ORR(客观缓解率)和DOR(缓解持续时间)。
结果显示:
在TC/IC≥25%算法下,D+T治疗组和D治疗组内,PD-L1高表达与PD-L1低表达患者相比生存期显著延长,D+T组:HR = 0.71,P = 0.0074;D组:HR = 0.77,P = 0.0324;而SoC组内PD-L1表达情况则无法用于预测生存期 (HR = 0.98,P = 0.895)。
IC和TC算法下 PD-L1表达均有助于筛选出从D+T vs SoC中获益的患者,PD-L1低表达的患者无法由D+T疗法带来更多获益。提高PD-L1阳性算法的阈值(如TC/IC≥30, ≥40, ≥50)不能显著提高D+T vs SoC的OS获益,但对于D+T vs SoC,TC/IC≥25和以上所有阈值的算法均具有令人信服的HR。
使用CPS≥10%,IC占肿瘤面积的比例(ICTA)≥5%, TC≥1%算法比较D或D+T与SoC组的OS差异:除了TC≥1%以外,其他算法均可用于预测D+T vs SoC的生存获益。
对于无后续治疗的患者,PD-L1高表达可作为预测因子预测D+T vs SoC 或 Dvs SoC的总生存获益;但对于接受后续治疗的患者,PD-L1高表达不可作为有效的OS预测因子。
试验总结:
本分析表明TC/IC≥25算法可预测D+T治疗患者的生存期延长,可用于筛选能够从D+T获益的mUC患者;不同的PD-L1评分算法可能为免疫治疗vs标准化疗提供相似的生存获益比。
IC和TC PD-L1评分均可有助于筛选能从免疫治疗获益的mUC患者;在未接受后续治疗的患者中,PD-L1对D和D+T的OS获益有较强预测性;预测OS获益的能力受到后续治疗的影响。
分析膀胱癌中FGFR3变异以实现基于FGFR抑制剂的个性化和有效治疗
在该分析中,将膀胱癌患者队列的190例患者分成肌层浸润性膀胱癌(MIBC)组(N=116)和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(NMIBC)组(N=116);又将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(NMIBC)组分成低级别肿瘤 (LG)组(N=64)和高级别肿瘤 (HG)组(n=52)。所有患者先进行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(FFPE)组织标本,接着免疫组化(IHC)分析,下一步进行DNA提取,最后进行二代测序 (NGS)、微滴数字PCR (ddPCR)和核酸质谱 (MassARRAY)。
结果显示:
检测到的FGFR突变取决于分析肿瘤的类型和使用的诊断方法,核酸质谱仪测得MIBC患者样本的FGFR3突变率为4.05%;另外20.93%的样本检测到蛋白水平升高。
NGS方法检测出28.37%的致病性突变;在NMIBC组116份样本中,24.14%检测到FGFR3突变,其中LG组的FGFR3突变频率高于HG组 (分别为28.12%和19.23%);ddPCR方法可检测出4例带有极低含量DNA突变的肿瘤样本 (ddPCR最为灵敏,可检测出含有基因突变的单个肿瘤细胞)。
ddPCR方法可检测出突变频率低于1%的样本,免疫组化(IHC)方法可有效检测不同FGFR蛋白表达水平的标本肿瘤模型细胞系患者膀胱癌组织。
试验总结:
研究数据表明,在筛选能从靶向治疗中获益最大的患者的过程中,选择合适的分子诊断方法尤为重要。